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赖楚谣时常回想起2020年的某个时刻，她还在复旦大学就读博士，如往常一般打开抖音，一位从安徽农村嫁到新疆喀什的创作者牢牢吸引了她的目光。这个身材微胖、面容朴素的主播叫张姐，她口音浓重，却在和粉丝闲聊中阐释着她对算法的理解——“你一天播多少次，播多长时间，有多少人看，这些算法都会记着的”，“算法就是开始的时候会给你推流量，但都是路过的，你要让她们加入粉丝团，送个灯牌，算法记这个呢”。最近，国内一些主流平台陆续公开算法原理。在上个月，北京网信办发布公告，推动属地主要网络平台公示算法规则原理，公示的第一批网络平台共6家，分别为：抖音、快手、百度、微博、美团、滴滴，旨在提升算法透明度。
赖楚谣近照，受访者供图
2020年，一个普通话说得不好，甚至可能不识字的中年农村妇女，却能对着一些研究者都望而生畏的算法侃侃而谈。赖楚谣意识到，这一普通创作者与平台技术架构之间的关联和互动，是值得去研究的学术议题。之后一年，赖楚谣深入调查长三角两个短视频直播村——义乌北下朱与连云港海头镇，与大量的短视频创作者对谈，了解屏幕之外普通人与算法之间的周旋。她发现这些长三角的小村镇，正被算法深刻地改变着。
进入“直播村”
2012年前后，随着传统电商的兴起，一些村庄、城镇开始从农业生产转向电商卖货，国内出现了一批因电商平台下沉而得到发展的“淘宝村”。2015年左右，直播电商兴起以后，消费者的习惯发生变化，越来越多的平台涌现，不少村镇便开始探索直播与短视频创作，甚至慢慢形成了整合式的供应链，专业化、生态化的运作模式。距离义乌商贸城仅2.2公里的北下朱村便是如此，一举成为“中国网红直播第一村”。
北下朱，赖楚谣 摄
“‘北下朱’似乎有单独的结界。”这是赖楚谣第一次造访这个义乌小村庄的感受。出租车停在村口，踏进去的那一瞬间，“结界”就被打开了。街边随处可见在拍段子的创作者，几只手机架在三脚架上轮番怼在脸前；每间商铺的店招上都写着“某某供应链”，主播在店里拿着样品随时随地进行口播；快递三轮车在街口到处乱窜，货全部铺在地上，工人一刻不停地包装——有一种说法是，北下朱是全世界二维码密度最高的一个地方。相比北下朱这样外来主播云集的村庄，连云港海头镇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一番光景。这里盛产各种海鲜，比如黄鱼、梭子蟹、东方对虾，是江苏省内首屈一指的海产特色乡镇。在这一产业基础上，村民们把握风口，从2016年开始在快手上直播，后来又转战抖音，短短不到5年，海头镇的电商交易额就突破5亿元，同样是个值得观察的田野样本。
海头镇的主播，赖楚谣 摄
当然，对于学者来说，“进入田野”的难度很大程度上在于与“守门人”过招。所谓“守门人”，也许是位高权重的管理者，比如村长、乡绅，也有可能是一些地方性经验丰富的普通人，通过他们的引荐才能帮赖楚谣快速打开局面。毕竟，一位陌生的年轻女性，出现在熟人社会构成的村庄，如何与当地人建立链接，需要一些诀窍。初到海头镇，赖楚谣会蹲守在海前村的菜市场门前观察。菜市场像是一个巨大的信息中枢，前来买菜的老人们口中谈论的话题都是谁家爆单了，谁家流量好。对于各家的直播账号和售卖品类，老人们也了若指掌。随着时间的拉长，赖楚谣获取到不少信息，只是缺少一位关键的“守门人”。赖楚谣非常幸运地找到了。6月的一个早晨，海前村村民张哥正从海鲜加工厂回家，他和几位兄弟在家门口闲聊，背后就是自家聘请的主播、客服，和打包海产品的工人，赖楚谣几乎毫不犹豫地走上前去搭讪。张哥年纪并不大，1994年出生的他与赖楚谣是同龄人，和他一起做直播生意的小团体共4位成员，大家也都差不多年纪，人也爽气热情。得知赖楚谣的来意，张哥说，可以每天和他们一起去工厂，去看货。几乎每一天从工厂离开后，小团体都要聚在一起喝茶、复盘，讨论总是基于同一个话题，那就是如何能够搞好流量。比如最近谁的流量不行了，可是另一个人却能爆单，到底是啥原因？谁家主播台风稳，能不能让自家主播也学一学？还有，要是在背景里也搞个电视滚动播放工厂的画面作为背景，或者抠图做背景，流量是不是就能上去？张哥还时不时把自己刚做直播的朋友拉过来，让小团体帮忙解决对方遇到的问题，比如他们几个一致认为，对方的账号一定是被算法打上了“视频流量”的标签，变现才这么差，得拉长直播时长，尽快让算法打上“直播流量”的标签才行。有一次，赖楚谣正在对小团体中的另一位成员杰哥进行访谈，对方却突然一拍大腿激动地站了起来：“我的视频爆了！能赚好几千块钱呢！”流量一好，什么都行，流量不好，浑身难受——在海前村的这几天，张哥总是对赖楚谣这样说。流量已经时时刻刻牵动着这些人的心。在田野调研中，赖楚谣常常会问受访者一个问题：流量到底是什么？很少有人能够毫不犹豫地回答。有的人说，流量是播放量，是粉丝数，有的人说，流量就是钱。
人与算法的周旋
“流量在用户端被感知为一种数据变化，是一种代表着可见性和注意力占用程度的资源，但背后是算法设置了用户与数据进行交互的规则。”赖楚谣解释。在围绕短视频创作者的研究过程中，她目睹了普通人与算法的周旋。比如有田野调查对象告诉赖楚谣，直播电商发展初期，平台根据时长来分配流量，大家发现了这个漏洞，于是开始疯狂“拉时长”，甚至假直播。后来平台更改了策略，加入了对互动和销售数据表现的权重，大家便又想出了“卡直播间”的办法，低价引流一波。算法和人们之间的互动方式一直在更新迭代。赖楚谣还观察到，不断有人测试如何能够博得更大的流量，是横屏拍摄流量好还是竖屏更好，是早上播流量好还是晚上播更好。站着播和坐着播，起什么样的标题、写什么样的文案会不会对流量有影响？主播有时候会在直播的时候问：主页推荐来的请“扣1”，就是为了看算法分配了多少公域流量，剩下的流量则来自私域内关注过账号的粉丝。还有一些人，利用这种周旋做起生意。在北下朱，有人专门卖课、卖资料，有人在直播间里教别人如何应对算法，直播培训基地、培训学校更是遍地开花。
北下朱的供应链，赖楚谣 摄
“他们知晓算法的存在，但是不知道它究竟如何运作，于是只能凭自己的理解进行大量的测试。”赖楚谣说。后来她去采访了一些算法工程师，这些“民间理论”到底对不对，算法工程师们大多并不认同。
海头镇的主播在直播，赖楚谣 摄
再后来，赖楚谣试图从其他的视角来理解这个问题，“有用还是没用”是一种过于实用主义、功利性、唯结果论的想法，但更多时候，有没有用并不是那么重要。赖楚谣提到，她的许多田野调查对象都是相当底层的普通人，甚至他们的人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失控状态，“但通过与算法的周旋，他们好像能够摸到一种受自己控制的东西，这东西似乎有时候给他们反馈，看起来是有用的，甚至能够帮他们赚钱。”她说。人们的这种算法意识、算法想象、对算法的社会性知识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达成自己的目的，也是一种智慧。张哥曾经和赖楚谣聊起，自己的不少朋友曾经都做过渔民，在大海里辛苦地讨生活。而如今，海头镇的头部主播里，有不少都是这样的渔民，还有的曾经是菜贩甚至是无业者。但通过直播和短视频创作，这些最普通、最不被注视的一群人，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。直播村里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社区氛围，哪怕自己不做直播，这些生活在直播村中的人也在被直播改变。在海头镇，赖楚谣的一位田野对象直播失败，破产失业，但身处其中，他仍然觉得自己要做点什么。后来，他给镇里做海鲜产品直播的人提供配套服务，卖为生鲜充氧的设备和用于打包的泡沫盒，又蹚出了一条新的致富路。“大家互相比较，努力干，环境推着我们走。”张哥说。失败在直播村中是常态，北下朱的人员流动极为快速。3个月——赖楚谣时常听到这样的说法，如果你来北下朱3个月还没发财，就等于宣告失败了。事实上，这样的倒计时往往比3个月还要短暂，赖楚谣接触过的很多田野调查对象，仅仅过了一两个月就难过地告诉她，自己要回老家了。然后不断有新的人进入北下朱，带着新的希望。
被直播改变的村庄
离开北下朱和海头镇以后，赖楚谣也曾去到西北部的一些村镇调研。在那里，她发现不少地方政府正在努力通过行政力量推动直播发展，希望以短视频为媒介带动地方经济。比如当地政府会出资用闲置的楼宇建设直播基地，提供商品存储的仓库，主推当地的农产品直播销售。“但收效甚微。”赖楚谣说。与之相比，北下朱和海头镇的直播生态仿佛是自由生长起来的，快速踩中风口，迎接新的浪潮。“一个品类在直播间成为爆款以后，北下朱能够在48小时内完成定模、生产、包装、发货。”赖楚谣说，这种速度和配套能力很难被复制和超越。当然，物流配套的完备也是直播村能够运转起来的重要抓手，北下朱的快递曾经一度一单被压到1元钱以下，海头镇则到处是配备充氧设备、运送鲜活水产品的“水车”，海产品运输物流系统极为便捷。而直播村带来的辉煌目前仍然未见落幕。北下朱和海头镇已经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经济社会转型，在与算法有关的诸多民间实践中，这些村镇的形态被重塑。当然，变化是持续的，在离开北下朱时，赖楚谣发现，随着北下朱的房租越发高昂，不少创作者已经向周边的青岩刘与青口迁移，未来，这里也许会生发出更多的“直播村”。
赖楚谣正在授课，受访者供图
博士毕业以后，赖楚谣进入华东政法大学执教。她对技术和人的关系好奇，关心普通人的生活，研究的重点依旧是新技术方向。现在，回想起自己在直播村的日子，她常觉得仿佛是做了一场离自己生活很远的梦。偶尔，以前的田野对象会给她发几条微信，热情地邀请：“万一工作不顺意，可以和我们一起干直播啊！”基于对短视频创作者的观察与研究，在赖楚谣《算法生活》一书中，比起社会科学界通常的“算法控制—用户抵抗”研究视角，赖楚谣则更加强调“递归式协商”这个概念。她认为，人与算法之间并非简化的二元对立，而是复杂的、动态的。“‘递归’这个词体现在带有更多关系的螺旋式上升中，双方互相把对方纳入自己，又在进化、迭代。”赖楚谣说。在一种持续性的交互中，双方都学会理解另一方的运作逻辑和规则，算法和用户构成了循环的回路，在回路中动态协商，共同达到各自想要的目的，仿佛一场“游击战”。在赖楚谣看来，这种普通人在与算法博弈中展现的适应力，已经让旧有的某些权力关系产生了裂痕，这种可能性显得珍贵。比如欠发达地区的女性创作者可以实现灵活就业、提升家庭地位；比如大众和精英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，低门槛的创作让底层人民也能够有途径提高经济收入。有些访谈对象认为，以前他不能上报纸、上电视，但是算法让他有平等的机会被观众看到。有人说在短视频平台上走红是抽流量彩票，赖楚谣认为，这对长久不被看见的群体来说，实在太重要了。“谁都能买一张希望的彩票，人都得靠希望活着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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